中国人民银行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，并于1月25日将支农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利率从2%下调至1.75%。这一降准行动向市场提供了1万亿元的流动性，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化进程加快。与过去两年的25bp/次的操作不同，央行本次降准50bp，以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。此外，央行还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25bp，以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。本次宽松货币政策叠加前期银行存款降息，将为LPR下行铺平道路，向实体让利的空间扩大，有助于稳定增长、稳定预期和稳定市场。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，由于需求偏弱，“紧信用”需要“松货币”和“宽财政”进行对冲。我们预计，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宽松态势，以刺激经济增长。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政策效果，货币投放也有必要从信贷往财政递进。广义财政加力值得期待，这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增长、稳预期和稳市场的目标。
金融周期下行阶段，通常伴随着房价和信贷的走弱，以及需求的偏弱。在8-9月稳增长组合拳政策的推动下，房地产销售出现了回暖的迹象，同时PMI也回升了，物价也出现了提速。然而，4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的复合增速再次放缓，物价增速也重新回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私人部门需要采取自发“紧信用”的措施，以应对经济形势的转变。为了缓解紧张的信用状况，政府需要采取“松货币”和“宽财政”的政策，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。针对本次降准和结构性降息，我们认为，政府应该继续推进宽松的货币政策，以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和信贷宽松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复苏。与此同时，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力度，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核心竞争力。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，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，以刺激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。我们期待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，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降准对银行资金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降低资金成本，二是优化资金结构。随着银行净息差的持续收窄，银行需要更加注重资金成本的控制，以提高盈利能力。因此，降低银行负债端资金成本成为当前的一个突破口。自2022年以来，央行逐步形成了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调整机制。主要银行在2022年、2023年1月、2023年9月和2023年12月先后四次主动下调了存款挂牌利率，部分中小银行也跟随调整。其中，2023年12月存款利率下调幅度达到了201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，中金银行组估算定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下调约15bp，对净息差贡献6bp。降准还可以释放约1万亿元的流动性，为银行释放更多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，从而进一步打开银行为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。这对于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、提高信贷投放的精准度和效率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第二，结构性降息有助于银行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会议强调“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”，并指出调结构为稳增长添动力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普惠小微、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，以及坚持不懈抓好“三农”工作。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，强调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，包括做好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。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关举措，其中也包括了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，以支持“三农”、民营、小微企业发展。本次结构性降息有助于银行获得更加优惠的政策资金，进一步发挥服务实体经济、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。结构性降息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借款人的需求，促进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合作，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往前看，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的空间进一步扩大。虽然实际贷款利率仍有下行空间，但是年初银行信贷投放“开门红”动力较强，市场化机制下也可能主动下调贷款利率。从成本来看，前期下调存款利率、此次央行降准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利率，都有助于降低银行资金成本，释放了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的空间。从外部制约看，2023年11月后随着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，我国利率下行的外部压力减轻。此外，潘功胜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，“货币政策始终坚持以我为主，同时兼顾内外均衡”，“当前物价水平和价格预期目标相比仍有距离”，“202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将朝着压力减小的方向发展，中美货币政策周期差处于收敛，这样一种外部环境变化，客观上有利于增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自主性，拓展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”。这意味着，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将有更多的自主性和空间。中国将继续推进结构性货币政策，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，加强金融风险防控，保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。
除了“松货币”，“宽财政”也有较大空间。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，政策层面多次提到中央政府的财政空间。例如，在2023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布的《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详解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》中提到:“我国物价较低，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，加力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有条件的。”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中，潘功胜行长亦指出:“从国际比较看，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并不高，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有较好的空间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货币政策的工具从信用往财政递进，更有助于提高货币支持实体的效能。同时，广义财政(显性财政与准财政)加力以支持实体经济值得期待。这意味着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，并提高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加强财政政策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。
